母亲坐在缝纫机旁的背影，像一位正在演奏的音乐家那样庄重伟岸；母亲蹬动缝纫机发出的声音，是那么动听；那是世界上最优美的乐曲，愉悦了我们苦菜花样的生活，滋润了我们纯真的心田。
2009年冬天的那场大雪，把山川大地盖了个严严实实。我在乡下查看灾情后连夜赶回，破门而入。母亲见状，看看窗外，雪还在下，迅即从头到脚把我扫视了一遍。低声地说，冻着了吧，先暖和着，吃口热饭，妈给你做棉袄去。年近八秩的老母不由我解说，转身回里屋去了。我刚端起爱人做好的“热饭”，嗒嗒……噔噔……缝纫机工作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。这稳健舒缓的声音似暖流，霎时热遍了全身；这熟悉又亲切的声音，勾起了我小时候的记忆。
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是在母亲的缝纫机声中长大的。在我的成长记忆中，母亲的夜晚是在缝纫机上度过的。村里的女人们总爱说“两眼一睁，忙到熄灯”。母亲则不一样。她一大早起来，推着大碾子，先把一家人三顿饭的米面备好，就赶紧去厨房做饭，等我们兄妹吃过早饭上学后，母亲也扛上锄头去地里参加集体劳动。晚上，忙碌了一天的母亲，还不能早点休息，等我们做完功课上炕睡觉，她才接过那盏高脚煤油灯，放到缝纫机前。嗒嗒嗒……噔噔噔……母亲开始了她的“夜班”工作。在节奏轻快的机声中，我们很快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母亲是几点才上炕休息的？我不知道。母亲在缝纫机上度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？我不知道。只是记着母亲那优美的流线型背影在慢慢地变弯变弓。
至今，那台斑痕纵横、踏板生锈的“宝贝”，仍摆设在母亲的床头，这完全是母亲的意思，这台缝纫机是她的心爱之物，她看得比什么金银钻戒都贵重。就是这台老掉牙的缝纫机，把母亲从年轻貌美的如花岁月带进了垂垂暮年。
母亲婚后就随父亲到了太原定居生活。她不甘于在家“吃闲饭”，报名参加了街道技能培训班。培训结束，母亲以优秀学员的身份被录用，成为北城服装厂的新职工。从此，她与缝纫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1957年底压缩城镇人口，年轻的共产党员李成国响应市委号召，代女职工贾海风报名离城回乡。母亲“好好学习，勤奋工作，争取当个八级裁缝”的理想破灭了。母亲理解父亲，二话没说，就带着我和不满三岁的弟弟回了盂县老家。心甘情愿是假的。扛起锄头就想起了缝纫机，夜里做梦也还在服装厂上班，“缝纫机”成了母亲的心病。
“买台缝纫机，在村里也一样能当裁缝。”母亲在村里率先做起了“买缝纫机”的梦。上世纪50年代，家国都极度困难，农村家庭很少有现金收入，大多还是“喂只鸡，下个蛋，供销社里换油盐”的物物交换。花一百多元买缝纫机，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父亲那时工资也不高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人的生活也难以维继。母亲深知这有多难。
心中有梦想，脚下有力量。再难，也难不过母亲的决心。母亲识字不多智慧多。国家建设不是有“五年计划”嘛，母亲也有个“三年计划”。她早盘算好了，力争用三年时间攒够买缝纫机的钱。她统筹细划全家收支，从父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中省一点，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挣一点，喂上头猪卖了后添一点。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，一分钱、一元钱的积攒都是母亲心血的结晶。
三年节衣缩食，三年艰难度日，母亲总算凑齐了买缝纫机的钱。父亲从同事中间找齐了购物券，在太原五一交电商场，买到了一台印有“上海制造”标志的“飞人牌”缝纫机。母亲梦圆了。
母亲有了缝纫机，我们高兴，村里人也高兴。我家大院本来就热闹，南房檐前有口水井，半村人的吃水都从这儿挑。现在就更热闹了，天天有人上门找母亲做“制服”（村里人把用缝纫机做的衣服叫制服）。他们说穿上嫂子（也有叫婶子的）做的制服，腰就挺直了，人就不土了，别人也不再小看了。小伙子穿上母亲做的制服去外村找对象十有九中意；姑娘们穿上母亲做的新衣服又增添了几分美；小学生要过“六一”了，穿上母亲缝制的儿童装，变得更活泼可爱。
母亲做的“制服”成了村里人的最爱，有了钱，买了布料，就来找母亲做。无论远亲还是近邻，只要登门有求，母亲总是笑脸相迎，照收不拒。母亲不是嫌贫爱富的人，越是寒酸的人家就越多操一份心，常贴线贴布块成全他们穿新衣服的美意。母亲为人们做新衣，好像不图什么回报。她用自己的双手，装饰了人们的生活，得到的只是一句掏心窝的“真好”或一脸真诚的憨笑。
每年临近腊月，队里分了红，家家有了钱办年货，买布料做新衣也成了“章程”里的一项。母亲和她的缝纫机更忙了，一件衣服不做完不停机，为人们赶制过年穿的新衣服，经常忘了给我们做饭，惹得弟弟哭闹“抗议”。母亲说，你们过年想不想穿新衣？你们想，他们的孩子也想。过新年，穿新衣，那可是人家一年的盼望哟。母亲以她博大的母爱赢得了人们的敬重。
如果说母亲是村里第一代缝纫服装师，那我们弟妹几个就是村里第一批服装模特儿。母亲心灵手巧，无师自通。她到省城一趟，见行人中着装有新样式，就记在心里，回家用粉笔画在一张报纸上，依人的高低胖瘦略加修改，就剪出了适合各类人穿的新装样式。村里人穿的学生装、青年装、仿中山装、军干装，更有姑娘们的流行装，都是母亲这样设计出来的。新样式适合不适合在农村穿，裁剪缝制出来先让我们试一试，去街上走一走。穿上母亲创制的新款走在上学的路上，自然引来人们羡慕的目光。
母亲把我们弟妹五个打扮得光鲜靓丽，不是我家多富有，而是她把别人串门子拉闲话的功夫用在了缝纫机上，破了补，大改小，旧翻新，一针一线都渗透着母亲的心血。母亲说，穿新穿旧都要穿得干净，衣是心镜，穿得整洁，别人看着顺眼，自己心里也舒坦。不等我们的衣服穿脏，母亲就收拾了满满一盆去村外河边洗，衣服刚破了个洞，母亲就选布块连夜补好。如果母亲是美术师，我们这些儿女就是她最精心的作品。
后来，我们弟妹几个上学工作到了太原，母亲很不情愿地离开老家也到了太原。她来太原带的最宝贵的东西，便是伴随了她二十多年的那台“飞人牌”缝纫机。母亲照例每天都要仔细地把缝纫机擦一遍，然后用一块大花布罩住。隔两天打开缝纫机练练手，或给孙子外甥做件小花衣，或给我们做个绣花的鞋垫，她知道孩子们不一定穿用，可她就是闲不住，是在缝纫机上找乐趣。
母亲老了，缝纫机成了她的小饭桌，她常端着碗，独自坐在机前。
母亲老了，她的缝纫机也休息了。她干脆把缝纫机搬到了床前，常趴在机台上打盹，在机台上进入梦乡。
每到冬天最冷的时候，爱人便从柜子里取出那件浅绿绸棉袄让我穿上，因为那是母爱的温度。
李云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