邻村张家通过牛媒婆下了最后通牒，若月底还备不齐三大件彩礼——凤凰牌自行车、蝴蝶牌手表和标准牌缝纫机，那姑娘就要许给黑镇的庞家了，母亲知道庞家是大家户，碧瓦朱檐的门楼在黑镇村百来户中都算最气派的。据牛媒婆讲庞家已踩烂了张家的门槛，不仅准备好了三大件彩礼，还另加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，牛媒婆正吃着母亲烧的红烧肉，唾沫星飞溅，一脸掩饰不住的羡慕。母亲把剩下的红烧肉打包了，装进牛媒婆的包里，又塞20块钱到牛媒婆的手里。
母亲给父亲煎好药，放在炕沿上，安抚了唉声叹气病窝在炕上的父亲，裹着头巾出门了。晚上天黑尽了，母亲把姐姐从镇中学领回来，那晚上，小房子里传来姐姐压抑的时断时续的哭声，正写作业的我惊慌失措地跑去看，推开门，姐姐依偎在母亲怀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，母亲紧紧抱着姐姐，两只眼睛也红红的。
三天后，村长和村西的白姓族长提着礼品来了家里，母亲去小房子喊了姐姐两次，姐姐没开门。过了一周，白家人打发媒人送来了三大件彩礼，这时我才知道母亲已把姐姐许配给白家的二儿子，姐夫跟我同在一个村，矮矮瘦瘦的，早晚吆喝一群羊打门前经过。彩礼在家里过了夜，次日清早，母亲喊了人陪着牛媒婆把彩礼移送去了张家，也顺利地拿回了姑娘的生辰八字，母亲紧缩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些。风水先生最后合了日子，正月初八，黄道吉日，哥哥行将大婚。但是在这之前的腊月，天空中鹅毛般的雪花飞舞，那天下着入冬来最大的一场雪，穿着母亲缝制的红绸棉袄，姐姐被吹吹打打地迎走了。那年我只有八岁，多少年后我仍然忘不了那厚厚的胭脂粉，也遮不住姐姐红肿的眼睛。
哥哥结婚前，张家要给嫂子陪嫁，母亲对牛媒婆说：“你让把那台缝纫机陪过来吧，其他就不要了！”正月初八，手扶拖拉机拉着嫂子的嫁妆，最显眼的是那台标准牌缝纫机，正在家里帮忙的姐姐，看到了那台缝纫机，愣了一下，急忙招呼姐夫搭把手把那台缝纫机搬下来，那台缝纫机过后就一直放在东窑里靠窗的位置。
自从有了缝纫机，母亲就结束了凑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的日子，常常满院子都是缝纫机“哒哒哒”的走线声。有邻居也拿了衣服来，就坐在缝纫机前想自己动手，正擀面的母亲放下擀面杖，急急地洗了手，快步走过来，接过邻居的衣服，讪笑着说：“还是我来吧，这机子认人。”平时不用了，母亲就会把机头擦拭干净，放进机箱里，然后在台板外面罩上亲手绣的套子。一次父亲下地回来，把一包剩下的种子放在缝纫机上，就去洗手了，母亲一下子发火了，提着袋子掷到院子里，种子洒了一地，父亲赶忙去院子里捡袋子，我宽慰父亲：“那是我妈的命根子，上次我趴在上面写作业，差点都挨揍了！”
有一段时间，母亲鼓励姐姐去学裁缝，姐姐跟姐夫商量，就凑了学费去省城学了一个半月，据说不仅学了裁剪，还学了刺绣和简单设计，回来以后，姐姐就在家里开了一个裁缝店，随后母亲喊哥哥把缝纫机抬到姐姐家里，还凑钱给姐姐买了锁边机、熨斗，然而半年后随着外甥女呱呱落地，姐夫跟着亲戚到处包工程，姐姐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地里的庄稼，裁剪的手艺慢慢荒废了。过了一年多，外甥女刚会走路，满地跑着“妈妈妈妈”地喊，姐姐姐夫却闹起了离婚，原来姐夫在外面包工程，出了事故大老板跑了，干活的人都跑到家里来要钱，不给钱就不走，有人还抬走了那台缝纫机，母亲最后找人把那台缝纫机赎回来，缝纫机又放回到窑里靠窗的位置，又经常看着母亲戴着老花镜，弯腰弓背地坐在缝纫机前，母亲买了衣料让姐姐抽空剪裁了，“哒哒哒”地踏板声就又响起来，两三天母亲就给外孙女踏制一件碎花裙子，看着外孙女穿着新裙子东扭西扭地走路，母亲细密的皱纹里挤满笑容。
父亲诊断出胃癌那年，放化疗做了三期，家里的粮食粜光了，亲戚邻居也都借遍了，母亲的目光落在那台缝纫机上，家里只有这台缝纫机值钱了，母亲托在县城打工的堂哥找人处理，隔天来人抬时，正躺在病床上骨瘦如柴的父亲挣扎地坐起来，父亲说：“这缝纫机是用女儿换的，不能卖。”
父亲去世后，母亲的脑梗也越来越严重了，手颤抖着渐渐捉不住针线了，那台缝纫机就一直闲置着，过一段时间母亲就支起缝纫机擦拭一番，这么多年，那台缝纫机俨然已经成了家里的一分子，我们在外忙碌的日子，只有它无时无刻陪伴着母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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